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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4月27日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5055.3亿元，同比增长4.3%，由上年全年下降2.3%转为正增长。分季度看，规上工业企业利润连续3个季度增长，延续恢复态势。市场需求逐步改善，新动能加快成长，带动企业营收继续恢复。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师于卫宁表示，当季营收连续3个季度增长，为企业盈利持续恢复创造有利条件。近七成行业利润实现增长。一季度，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28个行业利润同比增长，占68.3%，比上年全年扩大2.4个百分点。分门类看，制造业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2.0%转为增长7.9%；采矿业利润下降18.5%，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1.2个百分点；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利润增长40.0%，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于卫宁表示，高技术制造业引领工业利润增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发展新优势加快塑造，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8.3%转为同比增长29.1%，增速比规上工业平均水平高24.8个百分点。实体经济不断巩固增强，新型工业化深入推进，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明显加快。一季度，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8.0%，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3.9个百分点，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4.9个百分点，是贡献最大的行业板块，发挥了“压舱石”作用。分行业看，电子、汽车行业利润分别增长82.5%、32.0%，是拉动规上工业利润增长最多的制造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运输设备、通用设备、金属制品行业利润分别增长45.8%、7.9%、6.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深入实施，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叠加春节假期有力带动，消费品制造业利润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一季度，消费品制造业利润由上年全年下降1.1%转为同比增长10.9%，当季利润连续3个季度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力支撑规上工业利润回升向好。分行业看，在13个消费品制造大类行业中，有12个行业利润实现增长，比上年全年增加4个行业。总体来看，一季度规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增长态势，但也要看到，企业利润恢复仍不平衡，工业企业效益恢复基础仍不牢固。于卫宁表示，下阶段，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措施，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持续提振各类经营主体信心，加力巩固工业经济恢复基础，推动工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2024-05-09
川观新闻记者李欣忆四川将加速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推动工业园区分布式光伏“能建尽建”——这是记者从4月26日召开的全省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工作推进会获悉的。针对当前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中备案、并网、建设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会上明确将予以研究解决，为加快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分布式光伏项目具有建设周期短、顶峰能力强等特点，在迎峰度夏期间存在电量缺口的情况下，能够有效缓解局部供电紧张局面。因此，从国家和省级层面，都高度重视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相应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的政策措施。2013年，国家能源局印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分布式光伏发电实行“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就近消纳、电网调节”的运营模式。四川则明确，积极支持地方发展分布式光伏电站，对日照小时数较低的地方原则上不开发全额上网的地面式光伏电站，鼓励地方通过市场化优选方式配置符合条件的分布式光伏资源。省能源局新能源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政策有效地规范和推动了我省工商业分布式光伏的发展，尤其是随着近期光伏组件价格的持续走低，成都平原地区及盆周山区的企业利用屋顶资源开发分布式具备成功商业模式的基础，企业的积极性有了很大提升。按照规划，四川提出到“十四五”末，工业园区屋顶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大幅提升、绿色电力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用能结构稳步优化，未来以新能源为支撑的工业园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会上明确，近期将重点抓好三个工作：一是加大工业建筑光伏开发利用力度。市州主管部门要以开发区、产业园区为重点，全面梳理排查工业建筑屋顶资源，对建筑屋顶积极开展安全评估，建立符合安全条件的屋顶资源项目清单，实行动态管理，为推进工业园区分布式光伏规模化开发提供数据支撑。二是重点推动工业负荷集中地区光伏建设。成都、德阳、绵阳、眉山、乐山、宜宾等工业用电负荷增长较快、迎峰度夏存在电量缺口的市州，要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园区厂房屋顶资源，加快建设一批分布式光伏项目，充分发挥光伏发电顶峰作用，降低企业度夏期间的生产影响。三是积极推进公共建筑光伏开发利用。有序推进机关办公楼宇、学校医院、文体设施、城市展览馆、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公交场站、候车室等公共机构建筑、公共基础设施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
2024-04-30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4.5%。从环比看，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下降0.08%。1—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7.5%，比上年四季度提高2.6个百分点。分行业看，3月份，通用设备制造业同比持平，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0.9%，汽车制造业增长9.4%，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增长8.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4.8%，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10.6%，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4.9%。分经济类型看，3月份，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1%；股份制企业增长5.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2.6%；私营企业增长3.7%。投资方面，第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9.9%。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1.4%，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0.8%、12.7%。高技术制造业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42.7%、11.8%；高技术服务业中，电子商务服务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4.6%、16.9%。
2024-04-1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汽车产销分别完成660.6万辆和6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4%和10.6%，新能源汽车延续快速增长势头，整车出口保持较高水平。乘用车和商用车产销均表现良好。伴随着春节后新车大量上市、车展等线下活动陆续开展、部分地区出台以旧换新等促销政策，一季度乘用车产销分别完成560.9万辆和568.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6%和10.7%；商用车产销分别完成99.7万辆和103.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1%和10.1%，其中，客车和货车产销均有增长。新能源汽车持续快速增长。一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11.5万辆和20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8.2%和31.8%，市场占有率达31.1%。新能源汽车国内销量达178.3万辆，同比增长33.3%。整车出口保持较高水平。一季度，汽车出口132.4万辆，同比增长33.2%。其中，乘用车出口111万辆，同比增长34.3%；商用车出口21.4万辆，同比增长27.5%。传统燃料汽车出口101.7万辆，同比增长36.3%；新能源汽车出口30.7万辆，同比增长23.8%。
2024-04-17
近期，欧盟发布通知，对从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进行海关登记，未来可能对相关车辆征收“追溯性关税”；英国、美国准备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或国家安全风险调查。中国电动汽车出海遭遇“逆风”，一方面反映了有关国家以“公平竞争”“国家安全”为名搞保护主义、贸易壁垒，违背市场经济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日益增强的国际竞争力。记者近期实地走访调查发现，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绝不是靠补贴来支撑保护，而是源于供应链完整度和产业聚集度高、充分的市场竞争以及超大市场规模快速促进技术迭代等因素。中国新能源汽车不仅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多元化消费选择，也在助力更多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国汽车业向新能源转型的先发优势正在转化为带动全球汽车业转型的新动能。（这是2023年10月11日拍摄的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内景新华社发）供应链完整产业聚集度高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制造业规模连续十多年居全球首位。这一优势体现在新能源产业上，就是拥有涵盖从材料研发、工程设计到制造管理、总装集成的全产业链，形成了一批契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的汽车产业集群布局。国内一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迅猛的地区，基本上都形成了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打造了由整车企业带动、配套先进智能网联产业链以及优越产业政策环境的产业生态。在安徽省合肥市，新能源汽车整车布局全面，形成了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造车新势力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6大整车企业、产业链产值超千亿元的产业聚集。整车企业愿意落户合肥，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当地产业链和汽车产业关联性非常强，拥有较强显示屏、芯片、人工智能、电池等相关产品生产能力。比如，合肥的芯片、集成电路产业从无到有发展非常迅猛，去年相关企业数量超过400家，集成电路产值超过500亿元。动力电池是江苏省常州市在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竞争力最强的一环。常州市政府提供的信息显示，如果把动力电池产业链拆解为32个主要环节，常州聚集了其中31个，产业链完整程度接近97%。从正负极、隔膜、电解液到电芯，常州有30多家全国乃至全球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产业规模超过1700亿元。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和聚集，以及充电设施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持。2022年2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突破1000万辆，2023年7月突破2000万辆。从第一辆到第1000万辆，耗时27年；而从第1000万辆到第2000万辆，仅用了17个月。蔚来联合创始人、总裁秦力洪认为，最终决定研发工时数和质量的是人,而应用型研发人才最富集的是中国。“研究一款电机投入10万工时，我们研发的单工时成本和西方存在数倍差异，新能源汽车领域研发正在往中国聚集。”2023年，德国大众集团将德国总部以外最大的研发中心落户合肥。大众汽车集团近年来在合肥持续加码布局，成立整车制造基地、设立独资研发公司、建设电池系统工厂，致力于将合肥打造成除德国之外的新能源汽车先进生产、研发和创新中心。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表示，大众正在全面融入中国的产业生态。“在充满活力的市场环境中，高速发展是保持竞争力的关键。”瑞士《新苏黎世报》日前发表评论文章称，全面禁止中国科技的做法不符合自由市场原则。来自中国的竞争对手能给西方带来好处，他们会激发西方企业动力，例如“德国大众并不是平白无故地到合肥开设一个巨大的研发中心”。（2023年10月9日拍摄的广东肇庆小鹏汽车智能网联科技产业园内的总装生产线新华社记者邓华摄）市场规模巨大技术迭代迅速高效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规模巨大，且拥有强劲增长潜力。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市场占有率达到31.6%。当年，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在全球新能源汽车总销量中占比近65%。中国已经连续9年蝉联全球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中国体量巨大的消费市场和丰富多样的用车环境，为新能源汽车技术研发、迭代升级提供了土壤。无论是售价几万元的代步车，还是几十万元的主流“国民车”，各级别的新能源汽车都能找到发展空间。同时，由于中国消费者对汽车智能化、新技术的接纳程度更高，不少车企都将新产品、新技术率先投放在中国市场。相比传统汽车，新能源汽车对发动机、变速器等传统动力总成的技术要求弱化，转而需要的是电池、电机、电控等“三电”技术和零部件、充换电基础设施等，汽车业正迈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和数字化。相较于西方传统车企，中国车企具有包袱轻、顾虑少、掉头快等优势。经过近二十年实践，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形成了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核心技术方面不断进步。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说：“比亚迪有技术‘鱼塘’，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技术，市场需要时，我们就会捞一条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品得到市场认可，还得益于智能化技术赋能，如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等技术。从全球来看，中国企业在量产水平和迭代速度上均展现出优势，迭代创新周期更快、更高效。业内人士指出，智能电动车超过40%零部件是燃油车没有的新品类，三电系统、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的诸多零部件只能通过创新供应链实现。电动汽车供应链企业、比利时材料高科技企业优美科公司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米德赖希表示，中国电动汽车足够好，能够吸引消费者。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7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在欧中资电动汽车企业圆桌会上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链体系和充分的市场竞争快速发展，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欧等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依据。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2月28日，在南非立法首都开普敦，人们在公交总站登上一辆比亚迪电动公交车新华社发）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选择助力全球汽车业转型依靠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形成的科技创新和过硬品质，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欧洲广受欢迎。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说，欧洲环保团体“运输和环境组织”一项研究显示，2024年在欧盟销售的电动汽车将有四分之一是中国制造，明显高于去年的19.5%。其中，中国品牌电动汽车将占欧盟电动汽车市场的11%，到2027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0%。报道援引该组织政策总监茱莉娅·波利斯卡诺娃的话说：“关税无法长期保护传统汽车制造商。”德国《经济周刊》近日发表题为《芯片制裁——我们可不能向美国学习》的评论文章称，贸易保护主义几乎总会扭曲市场关系，毫无成效且代价高昂。欧洲新车评价规程秘书长米希尔·范拉廷根表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新能源汽车进入欧洲市场，欧洲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中国车企在欧洲取得的成绩与其在技术创新、安全保障、绿色环保、质量提升上的进步直接相关。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表示，英国消费者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英国市场持开放态度。更多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英国市场对消费者和汽车行业都有好处——良性竞争既降低了电动汽车价格，又促进了行业创新。在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建设中的“电池谷”，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参与备受关注。在“电池谷”中部的吕茨，中国敏实集团与法国雷诺集团于2023年联合投资的两条电池盒生产线已启动生产。雷诺吕茨厂区经理让-吕克·布瓦告诉新华社记者，生产线不到三个月就安装完毕，合资公司正在加紧为雷诺新款电动车生产电池盒。法国北部投资促进局首席执行官扬·皮托莱说：“中国企业在电池技术和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真正的领先优势，我们真心希望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从其拥有的先进技术中获益。”今年2月，小鹏汽车和大众汽车签订加速电动汽车开发合作协议，标志着双方自去年7月建立的合作关系又往前迈了一步。大众汽车集团（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瑞德表示，通过与小鹏的合作，他们不仅加快了研发速度，还提高了效率并优化了成本结构。联合国环境署可持续交通部门负责人罗布·德容近日表示，中国是电气化以及电动汽车推广方面的领导者，希望中国向全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分享经验，用中国技术向世界推广可负担的电动汽车。
2024-04-17
1转型价值目标不清晰、价值效益不易显现问题表现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肩负着强国建设的重大使命，数字化转型价值效益不仅体现在生产运营优化上，更体现在产品服务创新和新赛道布局上。目前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主要聚焦在通过数字化手段实现提质降本增效，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目标定位与国有企业承担的重大使命间存在差距。近七成国有企业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重要性，制定了数字化转型相关战略，但是对转型战略定位和目标的制定相对比较保守，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变革的引领地位尚未确立。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战略定位和目标的制定主要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战略地位不高，大多数的国有企业尚未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第二，前瞻布局缺失，近半数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于提升业务的规范性和运行效率，仅有极少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聚焦于加速产品和服务创新，培育数字业务，打造数字企业；第三，价值效益不明显，目前研究显示，达到领域级及以上的国有企业综合效益比其他国有企业高约一成，达到平台级及以上的国有企业比其他国有企业综合效益高出一半以上，但仅有较少的国有企业达到领域级，几乎没有国有企业达到平台级。原因剖析1.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创新工作，也是长期、持续的试错过程，企业需要有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体系，指导其制定转型目标、路径，尽可能减少试错成本，但当前既无成熟方法论作为指导，又很难找到成熟的案例作为参考。2.数字化转型资金投入大、持续时间长，企业普遍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实践路径和实施步骤，更多还是集中在如何引入先进信息系统，没有从企业发展战略的高度进行系统性谋划，企业内部尤其是高层管理者之间难以达成共识。3.数据表明，当数字化实现跨环节、跨领域集成，价值效益才能充分发挥，产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价值效益呈现指数级增长，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在向综合集成跨越阶段，价值效益尚未显现，影响了国有企业转型的信心。典型事件某制造企业在推动建设业务中台，期望学习互联网公司的做法，建立起“小前端”、“大中台”的模式，加快响应市场需求。但项目负责人把领导决策执行当成目标，设定具体目标均为平台建设目标，照搬互联网公司的做法，未梳理清楚中台对于该企业的战略价值、战略导向和战略目标，也没有具体明确的业务场景和价值点，导致中台建设与企业实际商业逻辑脱节，最终企业实施1年的项目失败。2现有数字化模式难以响应日益不确定的发展要求问题表现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日益复杂严峻，市场竞争不确定性显著增加，然而绝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数字化推进工作是围绕现有业务架构展开，聚焦固有和优化现有业务体系和业务流程，当前数字化模式无法有效支持业务模式创新和跨组织协作创新，尚未形成以数字能力沉淀和按需调用赋能业务轻量化、协同化的发展模式，难以响应日益不确定的发展要求。研究表明，当前国有企业的业务模式创新和跨组织协作创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业务柔性化不足，只有极少的企业具有用户响应柔性、供应链柔性和生产柔性；第二，数字能力共享不足，很少的国有企业能实现业务基础资源和能力的模块化、平台化部署，供企业动态调用和配置。原因剖析1.受长期按照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发展模式的影响，企业内部各部门职责分工明确、专业壁垒高筑，对于资源共建共享、跨部门协同协作等开放意识不足，原有利益格局和权力体系较难打破。2.企业数字化推进多以“技术导向”、“业务导向”为主，前期推进信息化过程中使用大量套装软件，并主要依靠外部供应商进行系统实施，使得企业无法形成知识沉淀与迭代创新，也无法有效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全价值链的贯通。3.目前企业整个团队的业务知识结构、组织能力、业务逻辑主要以企业现有的传统业务架构为主，企业缺乏足够的新模式和数字业务运营经验，难以实现新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的突破。典型事件Gartner公司于2019年提出企业业务能力（enterprisebusinesscapability，EBC）概念，通过中台构建企业数字化能力引擎，并预测“到2023年，将有40%的大型企业使用EBC战略”，未来将从“ERP”走向“EBC”。美国供应链管理协会于2019年建立“供应网络的数字能力模型（DCM），通过调整传统的筒仓式为协同式工作方式，并且利用数字能力以及建立综合供应网络的数据来提高组织的智能化程度。03数据要素驱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问题表现数据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能够打破传统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不断催化和转化传统生产要素。但目前国有企业现场数据采集率不高，不同业务条线间存在数据壁垒、数据开发利用水平和能力不足，数据要素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采集不全面，只有很少数企业能够实现在线自动采集并上传的现场数据；第二，数据共享不足，仅有较少的国有企业实现了产品、物料、资产、组织、供应商、客户等数据的企业级标准化；仅有很少数的国有企业建立企业级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全企业多源异构数据的在线交换和集成共享；第三，数据开发利用不充分，一半左右的国有企业仅开展了简单报表应用，超过一半的企业尚未开展专门数字化建模。原因剖析1.传统自动化设备的局限性：一方面我国生产装备种类繁多，不同厂家不同类型设备的通信接口与功能参数各不相同，缺乏统一标准；另一方面目前国内很多高端装备多是从国外进口，而这些进口设备的数据接口和数据格式有自己的标准，封闭性比较强，种种问题导致数据难以标准化、规模化、低成本向其它系统进行传递。2.国有企业数据安全的敏感性：国有企业涉及国防、铁路、能源、电信、公用事业等领域，其数据涉及国家安全，近年来国家层面不断加大对数据安全的监管力度，对从很多国有企业数据安全成为了企业运营的“红线”，如何在满足数据安全防护的前提下，实现数据开放和应用，是每个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3.国有企业数据治理的复杂性：国有企业的主责主业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国家安全等紧密相连，数据的关联方交叉复杂，数据权属不清晰，从而增加了数据共享和开发利用的难度。典型事件某环保类国有企业担任流域生态保护工作，其运营需要获取气象、水利、工业和居民用水等数据，通过数据建模可为其开展智慧调度、污水处理等提供决策支持，但是由于相关数据涉及多区域、多部门、多机构，出于各自职责考虑，很难达成统一的数据交换共享机制，严重制约了数据的开发利用水平。04管理机制优化变革不够系统问题表现数字化转型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工业化资源独占、壁垒高筑的发展思路，推动形成更符合新发展理念的改革思路。而国有企业规模大、管理关系复杂，体制机制变革难度大，数字化转型存在从局部切入难以达到系统化体系化全局转型的要求和成效的问题，战略层面的统筹谋划和布局力度不够，仍存在技术和管理“两张皮”现象，数字化转型和科技创新、国有企业改革等尚未充分融合，用数字领域创新带动传统领域优化能力不足。研究表明，管理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顶层统筹力度不够，很少的国有企业高层领导能够主持制定并有效推动落实数字化转型战略规划，实施企业变革创新；第二，多要素协调联动不够，较少的国有企业能实现数据、技术、业务流程和组织结构四要素的同步调整和协调融合；第三，转型与体制改革融合不够，很少的国有企业采用数据赋能的网络型管理方式。原因剖析1.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通盘考虑党建、国家战略支撑、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障就业、技术突破性创新等多方面，使得国有企业系统性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所要综合考虑的要素更多，受到的限制也更大，对决策者的统筹能力和改革魄力带来更高要求。2.国有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多为层级式、金字塔结构，组织结构复杂且调整难度大，决策方式多为自上而下模式，审批流程长、决策缓慢，市场需求灵活响应不足。集团对二级公司的管控精细化程度和力度都不够，缺乏管理手段和决策依据。3.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数字化部门的职能定位为信息系统的建设、维护和管理部门，数字化部门人员多为专业技术人员，无法参与企业高层决策，对企业战略级的考虑无法掌握也没有能力理解到位。典型事件某国有企业在实施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建设时，首先开展了SCM的选型工作，并按照系统实施项目开展推进，但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了数字化供应链的实施触碰到了部分员工的利益，没有意识到所有跟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员工都应该了解并有效执行在数字化供应链上的工作，没有根据流程优化调整对员工的岗位职责和胜任能力进行全面梳理，导致形成线上一套、线下一套的局面，没有根本解决供应链敏捷性问题。05全员数字思维和能力存在差距问题表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全员的思维理念和数字素养提出了全新挑战和要求，但多数处于传统产业的国有企业则面临数字人才紧缺、能力不足、结构失衡的严峻挑战，难以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要求。国有企业迫切需要培养具有业务能力和数字化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尤其是具备战略眼光、数字思维、设计能力、创新精神的领军人才。数字人才方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人才储备不足，国有企业从事数字化工作的员工人数无法满足需求（通信、电子等行业企业除外）；第二，胜任能力不足，较少的国有企业采取措施开展懂数字化技术、懂业务、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招聘和培养；第三，人才结构失衡，高端人才不足。原因剖析1.数字经济大潮迅猛而来，各行各业对数字化人才的需求井喷，而数字人才供给不足，增加值占GDP不足10%的互联网、信息通信等数字技术产业，集中了50%以上的数字化人才，传统产业的数字人才严重缺乏。2.缺乏专业知识是导致数字化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数字人才不仅仅是专职从事IT工作的从业人员，更需要将企业内大量的业务人员、职能部门人员转变为具有数字意识和素养的人员，而企业缺乏对全员数字素养提升和能力提升。3.国有企业对数字人才的激励不足，在岗位体系、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上不如民营企业灵活，很多企业没有系统性的对数字人才进行规划，构建数字人才岗位序列和考虑激励制度。4.国有企业对数字人才的激励不足，在岗位体系、绩效考核和激励机制上不如民营企业灵活，很多企业没有系统性的对数字人才进行规划，构建数字人才岗位序列和考虑激励制度。典型事件某企业通过行业对标及战略分析，决定开展基于智能装备的远程运维新模式时，并开始着手准备构建项目团队，发现缺乏具备装备运行、运维服务、数字化、商业模式等专业知识的场景设计人才，使得规划时考虑不重要或错误路线，设定了不现实的目标，缺乏明确的价值模式，很少考虑到潜在风险，因整个执行团队专业知识的缺乏，导致项目实施成效甚微。06数字化转型技术供给和服务生态不够健全问题表现数字化转型的持续推进需要强有力的供给侧服务，既包括软硬件技术产品等“硬”供给，又包括知识方法等“软”供给。但当前国有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从0到1的颠覆性创新还不够强，具有技术主导权的世界级领军企业不够充足，高端装备、核心工业软件、关键基础技术受制于人，高端咨询、系统性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服务起步较晚，蕴含产业机理的共性知识方法、标准工具互动创新不强，尚未形成良性运转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产品和服务生态，主要问题表现在：第一，供应链、产业链抗风险能力低，核心材料、核心部件、核心设备、核心工艺和核心算法等自主可控水平有待提升，导致供应、链产业链抗风险能力较低；第二，服务体系不健全，传统的需求方和供给方将服务定位于IT销售的延伸和服用，从战略和商业模式、业务模式创新角度为企业提供系统的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等服务体系尚未建立；第三，产业链、供应链整合协同能力不足，较少的国有企业能够与生态合作伙伴之间实现资源的协同共享，极少的国有企业构建了生态系统且在生态价值网络中承担主导方，很少的国有企业承担关键使能技术提供方。原因剖析1.过去几十年，国有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多采用高端、先进的国外成熟软件，使得关键工艺装备、人工智能底层算法、高端工业软件等技术产品对外依存度高，国内技术服务市场仍处于培育期。2.我国高端咨询、系统性解决方案等信息技术服务起步较晚，在发展规模、专业服务能力等方面与IBM、埃森哲等国际领先企业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缺乏有能力承担集团战略咨询、架构设计、方案实施、数据运营等关键任务于一体，能够提供数字化转型全程服务的服务商。3.国有企业与高校、研究机构、上下游企业、服务商等主体间共性知识方法、标准工具互动创新不强，国内尚未形成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化转型创新中心和开源社区，亟需探索多主体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和商业模式。
2024-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