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双碳发展现状与数字化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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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双碳目标

2020年9月22日，我国领导人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正式向世界递交了我国减排的时间表。自此我国为应对气候问题所提出的“双碳”目标正式确立。

碳达峰与碳中和示意图如下：

资料来源：世界资源研究院（WRI），平安证券研究所

2030年和2060年，我国的双碳目标时间间隔仅有30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用时最短，远小于发达国家50-60年的间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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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碳市场建设现状

我国从较早时期就已经开始探索碳市场机制的建设与落地，2013年起，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及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陆续开始上线交易，短短几年时间便覆盖了钢铁、电力、水泥等20多个行业约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

2021年7月16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开市交易，首个履约周期截止到2021年12月31日，涉及超2000家发电行业的重点排放单位。我国碳市场由地方试点起步，并逐步过渡至覆盖全部重点排放行业的全国市场。首期全国碳市场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全国30个省（区、市），首次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首个履约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全国碳市场总体情况向好，首期覆盖范围较广，运行机制稳健，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经验，为纳入更多行业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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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

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一方面要从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废弃物处理等碳排放的源头大力减排，另一方面要通过植树造林和人工手段积极固碳增汇。发达国家碳达峰的历史进程与碳中和行动方案，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碳达峰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发达国家基本遵循了单位GDP的碳排放强度率先达峰，而后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几乎同时达峰的阶段轨迹。不同国家达峰时的人均GDP呈现较大的差异，但城镇化率均达到70%以上。

工业化和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人口集聚促进了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技术密集为主导，为实现碳达峰创造了基本条件。

产业结构升级、低碳燃料替代、能效技术进步、碳密集制造业转移等是主要措施。仅以英国为例，英国是第一个使用煤炭发电的国家，其煤炭消费在1956年达峰（2.44亿吨），此后逐年下降。虽然1956年煤炭总耗达峰，但是发电用的煤炭消费仍在上升，直到1980年发电用煤炭消费达到峰值（9900万吨），当时英国发电总量中煤电占比高达75%，到2012年仍占42%。随着天然气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到2017年降至7%，基本淘汰了煤电。

碳中和政策聚焦能源低碳转型，大力推进交通、建筑部门的清洁化、电气化、智能化，并积极研发和部署面向碳中和的新技术。

欧洲在2018年提出了建立气候中性经济的长期战略愿景，提倡清洁互联的交通、智能网络基础设施、零排放建筑以及完全脱碳的能源供应。在2019年12月公布的《欧洲绿色协议》里再次强调清洁可负担和安全的能源、可持续与智能交通、高能效翻新建筑等。

欧美发达国家还非常重视引导公共和私营部门加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包括先进储能技术、可持续燃料、氢能在工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应用，以及生物质能源结合碳捕集与封存（BECCS）、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DACCS）等负排放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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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中和”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实现“双碳”目标时间紧、任务重。2021年4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时，用“三个最”精辟概括了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彰显了大国担当。“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这无疑将是一场硬仗。”

（一）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工厂。2020年，中国制造业占据了全球制造业产出的28%左右，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的比例超过40%。按照发展和排放的特点，可以将国际社会的减排分为几个类型：1.欧美等发达国家是低排放高发展。2.非洲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低排放低发展。3.中国目前发展高度依赖高排放，所以，中国目前是高排放高发展。某种程度上讲，碳中和本质就是在“碳中和”背景下调整经济结构实现绿色供给侧改革，同时确保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要牺牲物价稳定，这意味着“碳中和”会给宏观经济带来物价上涨的潜在风险，这也是我们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内的一批经济学家所警示的，这就是中国“碳中和”面临宏观经济转型的挑战。

（二）中国“碳中和”面临能源转型的挑战

发达国家这样的能源转型一般是三个阶段：首先是煤，然后过渡到石油天然气，最后才过渡到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而中国目前富煤贫油少气的能源结构，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分别是73%、43%，这意味着我们能源转型不可能依靠石油和天然气，需要跨越式进入到新能源阶段。但是关于新能源电力产业也有一个所谓的“不可能三角”，即低成本、清洁环保与安全稳定之间，也就是成本，安全与环保之间只能选择两个目标，不可能三者同时实现。所以，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之下，中国的能源低碳转型也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

（三）中国的金融机构或者金融转型也是在“碳中和”时代面临着重大挑战

中国的金融结构是以间接融资，也就是以银行为主。它还是存在着两个风险：其一是中国的证券市场、资本市场对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用相比于银行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其二是中国金融资产，据统计，2020年底我国金融业机构总资产为353.19万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业机构总资产为319.74万亿元，证券业机构总资产为10.15万亿元，保险业机构总资产为23.3万亿元。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结构以资源密集型，以制造业为主，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金融资产结构以化石能源资产为主，导致中国“碳中和”的风险压力巨大。

（四）制度体系有待完善，须提高管理层级和处罚力度，提升管理精度面临挑战

目前出台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为部门规章，一些管理要求尚无法上升到法律层面，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也不足（最高罚款为3万元），企业违约成本低，约束力有限。同时，除生态环境部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外，具体针对交易市场风险控制、违约管理、信息管理等相关交易细则尚未出台，有待进一步优化。

（五）交易主体类型和覆盖行业单一，多样化市场需求培养面临挑战

目前全国碳市场交易主体仅为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同样的行业属性和主体属性导致交易主体的交易目的和风险偏好相似、交易多为履约需求驱动，受行业政策影响较大，易形成单边市场。

（六）交易产品待丰富，碳资产管理和碳金融待创新

目前全国碳市场仅有碳排放配额现货，减排量市场交易也较为分散，市场结构上也尚未形成一二级市场同步推进的态势。碳金融及碳资产管理产品目前也还研究完善过程中，企业内生的融资融碳、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需求尚缺乏有效工具。

（七）企业尚未建立起适应碳交易体系的内部管理机制

多数企业参与碳交易体系时间较短，在内部管理制度、管理能力、管理人才队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短板，对于如何通过有效的排放管理、配额资产管理和交易参与等实现企业碳领域的合理规划和优化发展，缺乏实际的方法和措施。从管理而言不利于企业自身减碳和可持续发展，从交易而言也不利于企业短期的市场参与和长期的碳资产规划。

（八）财政、司法等配套政策有待进一步明确

碳排放权作为落实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愿景的市场化工具，在法律属性、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上均具有突破和创新。因此，财税、会计处理和司法处置等相关配套政策、指导文件和标准化操作流程等尚有待明确，更好支持市场合规管理、激发企业交易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九）碳市场与其他环境能源市场的协同机制仍待完善

今年4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建设高质量市场体系的总体要求和基本方略，为建设统一、规范、高效的碳市场指明了方向。作为通过市场机制创设的政策工具，我国目前除碳排放权交易外，还存在用能权交易、绿电交易、排污权交易、碳普惠等多项环境能源市场，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和其他环境能源资源配置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规划。此外，在《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等引发的全球气候治理新秩序下，如何应对国际碳市场间的合作及衔接，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引导全球气候行动健康发展，也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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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双碳”发展深度融合

当前，数字经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产业数字化作为数字经济的主引擎，核心是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一方面，用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和提升，提质降本增效的同时，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转型构建企业客户体验、智慧运营、产品创新、组织应变、生态协同、数据治理等新型能力，以应对不确定不稳定的外部环境。研究表明数字技术在助力全球应对气侯变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数字技术能够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技术手段，赋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助力产业开级和结构优化，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推动社会总体能耗的降低。我国碳达峰碳中和“I+N”政策体系中明确提出要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推进工业领域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数字化正成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路径，为应对气候变化贡献重要力量。

低碳发展背景下，“双碳战略”成为企业新战略。数字技术能够助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服务等环节，从源头、过程到整体赋能节能减排，在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中，起到了点石成金的效果。

未来“双碳”将重塑所有行业、所有业务。对企业而言，双碳战略不仅是合规问题、法律问题、资金投入问题，更是企业未来竞争力的问题。“谁率先拥有领先的碳减排能力，谁就将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同时，双碳战略格局之下，绿色成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色，数字化转型则是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支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是数字化转型的目标之一。

未来，“碳”成为企业管理的新维度，企业需要量化、跟踪和分析整个价值链中的“碳足迹”，进而推进企业全价值链的碳管控。作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会计活动必须更加适应双碳目标，为低碳发展提供系统思路和有效工具。

绿色低碳转型需要围绕碳排放、交易及其鉴证等会计问题，以及碳规划、碳足迹、碳成本、碳决策、碳披露等，重塑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形成碳管理会计体系。基于“碳足迹”数据，形成企业成本管理和碳决策，碳信息披露，可再生能源信用资产价值的再评估与计量，支持企业绿色低碳转型，助力企业实现业碳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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